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新药创制加速应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加速发展……量子计算原型系统“九章”成功研制、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建成放电……一项项成就，彰显我国科技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基础研究领域怎样才能实现突破？关键技术领域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如何才能在前沿科技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为进一步加快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步伐汇聚力量。
0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进步迅速，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科协界、科技界界别协商会议上，围绕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等热点话题，委员们各抒己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直言加强基础研究，助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基础理论、基础材料等存在短板，在关键核心领域被‘卡脖子’，部分基础研究领域缺乏长期坚持，同时，科学计划实施周期过短，资金投入、项目支持等机制还需优化。”饶子和表示。
在当前形势下，基础研究已不再是探索自然的“纯科学”，它既要关注世界科技最前沿，更应解决国家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方面的重大需求。饶子和建议，部署以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引领国际科学前沿为标志的基础研究计划，针对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的特点，相关计划也应该保持长期性和稳定性。
“相对科学原发国家而言，我们的积累还不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委员指出，原始创新来自基础研究，而我国真正特别关注基础研究也就是过去二三十年的事，相对而言时间还比较短。真正的原始创新工作需要长期的积淀。这是我国目前创新成果较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6%，“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了1倍。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物质科学、量子科学、纳米科学、生命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
“基础前沿研究是讲明天、将来的事，离不开创新主体的参与。”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委员深深感到，只有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企业创新的脉动才会澎湃强劲。
02 关键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第二方阵，由跟跑为主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行。但是，我国农业科技前沿技术与国际前沿差距拉大的风险增加，原创性成果缺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化学污染物残留检测与行为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王静透露，“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等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
70%肉牛、100%的白羽肉鸡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种质资源收集不足，国外种质在现有国家作物种质库中占比仅为20%，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型农机装备和智能设备核心部件受制于人，资源优先节约的瓶颈技术有待突破，我国60%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以前的高于全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发展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仍然远低于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
“关键核心技术并非高不可攀。”全国政协委员陈萌山建议以“增投入、强平台、活体制”为重点，为攻克农业领域“卡脖子”技术打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尽快突破产业瓶颈，牢牢把握我国农业农村创新发展主动权，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战略支撑。
“卡脖子”技术、基础研究及前瞻性研究严重不足等问题的关键是科技人员创新能动性不足，创新经济风险过高。迫切需要创新容错纠错机制来分担创新风险。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认为，加快科技创新容错体系建设，依据政府战略定位、所处技术创新环节等设定失败容忍度。建立包容和尊重技术异见制度，突出“新想法、新技术”。
“卡脖子”技术看似是一个关键技术点，背后却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我国要抓住机遇，尽快启动一批前期论证成熟，且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同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需要特别重视共性技术研究，特别是事关全局的基础性技术体系的高级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向建议，“尽快启动一批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方向建议，在每一个重点项目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国家要高度重视系统性共性技术的突破，注重产出基础性、体系性的重大成果；要重点布局涉及全局性、基础性的重大项目或重点任务，比如新材料、高端精密科学仪器等。
“我们在对关键性领域进行重大项目布局时，要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出发考虑，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是科技创新的路径依赖，是产业发展的底层规则，突出技术制度设计和技术规则构建。”
03 加快“从0到1”的科技突破
近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已跨入世界前列，在纳米、化学、材料、量子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论文数、被引用数、专利申请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短缺情况尚未根本改变。
“主要原因是科技创新链不完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委员分析，科技创新链一般包括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品开发等。基础研究的科研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事情，产品开发是产业企业的事情，“相比而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很薄弱，很多基础研究成果无法转化落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委员建议，可以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的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建议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时指出，中国科技工作者要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既需要长期厚重的知识积累与沉淀，也需要科学家瞬间的灵感爆发；既需要对基础研究长期稳定的支持、久久为功，也需要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重点突破；既需要自由探索，也需要从“源头和底层”为长远战略目标提供支撑，整合优化科技要素配置，开展高质量的协同攻关。他建言，着力加强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平台建设；完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创新科技投融资体系。
“基础研究强调的是‘从0到1’的突破，往往是最原创的成果，经常是核心技术突破的源泉。所以必须汲取一批基础研究的顶尖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布局，最后形成突破，为我们的核心技术突破打下坚实基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表示，科技创新必须同时看重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
民进中央建议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下设立“高技术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技术战略规划咨询机制。高技术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应充分吸纳各领域专家，负责高技术战略规划制定全过程的专家咨询工作。在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注重科学咨询和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
民进中央还建议积极培育第三方独立评估主体，形成标准的评价程序和办法，形成包括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学会或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内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体系，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准入机制。